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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娜:天才球员“探路”体育职业化塔季扬娜·莱贝德娃

文成新闻网-文成本地新闻资讯 时间:2020年01月28日 20:09

  2004年,孙晋芳在武汉初次见到“大二学生”李娜时,这位22岁的武汉姑娘披着长发、面带笑容,“就是非常秀气、苗条的少女,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”。

  当时,孙晋芳担任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“网管中心”)主任才几个月。在基层调研中,孙晋芳找各地各级网球运动管理干部、教练员和运动员“摸底”。几乎所有人都提到李娜,并希望这位网管中心的新领导将她动员出来,继续职业生涯。

  李娜6岁开始打球,17岁转为职业选手,当年就在双打比赛中七次夺冠,并入选国家队。2001年,李娜在世界大会上拿下女单、女双、混双三个冠军。

  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,次年,已经成为“国内头号女单”的李娜,在当打之年选择退役,去华中科技大学读书。

  “他们都对我说:李娜非常有天赋,又很年轻。”孙晋芳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回忆说。孙晋芳几次到武汉,找李娜谈话,“可以说是三顾茅庐”。同年10月,李娜选择复出。

 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,李娜的职业生涯屡创新高,最高排名曾达到世界第二。如今,即便已退役超过五年,李娜依然是国际体育界的明星人物。2019年7月,她成为首位入驻国际网球名人堂的亚洲运动员。12月,《网球》杂志评选过去十年最佳网球运动员,李娜与莎拉波娃、小威廉姆斯等对手兼老友一起入围。

  在武汉初次见面时,孙晋芳和李娜一谈就是三个小时,这让当时的湖北省体育局领导颇感意外。他们此前曾找过李娜谈话,通常五分钟就结束了,双方很难沟通。

  孙晋芳先和李娜聊大学生活,李娜显得很轻松。“她越轻松,我越觉得她内心其实没有放下网球。”孙晋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道。

  这位在李娜笔下“说话做事风风火火”的前辈运动员随后直接切入正题:“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,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,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?”

  九年后,李娜在自传《独自上场》中写道: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她,网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。

  和许多运动员一样,网球并非李娜自主选择的道路。5岁那年,她被羽毛球运动员出身的父亲送到体校读书,但被认为肩膀太宽、手腕不够柔韧,不适合打羽毛球。后来,教练说服了李娜的父母,让他们相信李娜在网球项目上会有更好的机会。但在当时,网球在中国还是一项少有人知的运动项目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网球经历了这项运动项目自诞生以来的一次最大变革。1988年,汉城奥运会在时隔64年后再次将网球纳入奥运会项目,并允许职业网球运动员参赛。这是网球职业化道路上的一次飞跃,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刚刚诞生的女子职业网球,也随之成为女子网球运动的主流。

  有相关研究表明,如果网球教练员无法对运动员进行心理培养,将直接影响运动员的成绩。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师吴阳曾在论文中提到,运动员心理产生波动容易导致肌肉紧张,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失去精准性,而比赛中击球手感的微小偏差,就会导致击球失误。

  2001年全运会期间,有主管领导违背此前的承诺,临时将她和男友姜山的组合拆散,称如果服从安排,全运会亚军也可以享受冠军待遇。“我想他们弄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:我们要的不是待遇,而是尊重。”李娜在自传中写道。

  次年,釜山亚运会备战期间,李娜身体有恙且不适合吃药,医生对领导坦言,“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理想。”一位领导的回应是:“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。”

  李娜打电话征求妈妈的意见,妈妈站在了女儿一边:“我们不打了,身体是一辈子的。”

  釜山亚运会前夕,李娜打定了退役的主意。她没有和教练打招呼,直接把辞职信留在了宿舍里。

  “体育界有许多内情,是大家心照不宣的。运动员与教练、领队之间的纠葛,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。” 多年后,李娜在自传中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依然不能释怀。

  那届亚运会上,此前曾多次夺金的中国网球军团全军覆没,在全部七个小项都止步四强,跌入“历史最低谷”。

  “我到网管中心之后,觉得要扭转这里的思想问题。”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道,“我们是项目中心,不是行政机关。我们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围绕运动员、教练员来做。”

  早在2000年,网管中心就曾提出运动员不但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等国际、塔季扬娜·莱贝德娃国内比赛,还要参加职业比赛。但事实上,中国网球和其他球类项目一样奉行“体校-地方队-国家队”的三级体制,塔季扬娜·莱贝德娃高水平运动员需要代表所在省参加全运会,也要代表国家参加世锦赛、世界杯和奥运会,即俗称的“三大赛”。

  与其他球类项目不同,国际网球进行职业化发展之后,代表网球最高水平的比赛并非“三大赛”,而是由国际网联和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、男子职业网球协会等职业联盟组织的公开赛和巡回赛,这些赛事也决定着运动员的国际排名。

  如今身为成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的刘青曾撰文指出:“在国际网坛,一个职业运动员要想取得较好的世界排名,一年最少要保证参加25次左右的排名赛。”

  但是,中国当时有约400名专业网球选手,除了极个别的例外,基本上都还是在传统的三级训练体制下培养出来的。

  中国球员“走出去”的另一个现实障碍是经费限制。曾有统计,在2003年,如果一个球员在一个赛季要打25周比赛,差旅等费用需要10万美元,这已经超过了当时网管中心一年的经费。

  长期不参与国际赛事,让中国球员在不知不觉间几乎“原地踏步”了十年。1991年李娜刚刚进入湖北省体校时,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的世界最高排名是155名。到2002年退役前,李娜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运动员,名次是135名。

 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,孙晋芳亲自去跟赞助商谈。“我们首先用网球队这个无形资产去和企业谈,拉来了一大笔资金。”

  体制僵化和经费限制这两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后,效果很快体现出来。仅2004年一年,中国就有将近1/5的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。像彭帅、郑洁、李娜这样的中国最高水平选手,参加的国际赛事平均达到15个以上。她们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国外参赛,包括顶级的四大满贯赛事。

  2004年8月,李婷/孙甜甜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冠军,收获了这届奥运会上最意想不到的一块金牌。10月,刚刚复出的李娜就在广州公开赛夺冠,成为中国第一位WTA巡回赛冠军。2004年,也因此被称作是“中国女子网球元年”。复出的李娜以及彭帅、郑洁三人,国际女子职业网联(WTA)单打排名先后进入前50名。

  2006年,李娜的WTA单打排名已经跻身前25名。为了能进入前10名,她认为自己需要有管理职业生涯的自由,应该和国外的职业化选手一样,拥有自己的小团队,“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、体能教练、技术教练和治疗师。”

  2005年,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,明确提出“以提高职业排名为前提”“以职业网球为手段,以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”“遵循职业网球的基本规律和特点”。这次会议,标志着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全面展开。

  正是从2005年开始,大量外籍教练被“请进来”。之后,为了尽可能满足李娜、郑洁等种子选手的需求,外籍教练还被分成四个小组,尽量做到“两三个外教围绕一个运动员团队”。这已经是当时网管中心承担的经费上限:每年需投入1000多万元。

  球员奖金分配的问题,也日益凸显。按当时体育总局的规定,球员参加各种比赛所获得的奖金,“65%需要上交”,由国家体育总局、协会和省里分成,个人最终能拿到的只有35%。孙晋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坦言,这种分配机制下,“运动员没成绩的时候满意,出成绩了就不满意”。

  为了解决矛盾,孙晋芳首先主动让渡了网管中心和网球协会的奖金提成,又去耐心做各省市的工作,暂时放弃应得的10%。多次调整后,运动员的奖金分成提高到了65%。

  “这一拨球员的个性张扬非常明显,跟我们那一代提倡无私奉献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。光靠教育是没用的,管理要符合社会的发展。”孙晋芳说。

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,饱受伤病困扰、成绩一度起伏不定的李娜向孙晋芳提出:奥运会结束后,如果不能自主参赛、做职业运动员,就退役。

  几乎与此同时,彭帅也再度表达了同样的心愿。更早之前,在2005年,彭帅就曾公开发声,要求在教练、奖金、训练和参赛上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。这是第一次有运动员正式向网管中心提出“单飞”请求。

  但在孙晋芳看来,政策出台需要选对时机。她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,网管中心已经形成了职业化改革的方案。但是,北京奥运会在即,“这时不能有任何闪失,所以在这之前我不能给李娜等人单飞的机会。”

  当年年底,网管中心拿出了“单飞”方案,只有积分排名进入世界前50名的队员,才有单飞资格。选择“单飞”后,球员和网管中心是一种契约关系,中心规定什么比赛要代表国家出战等问题。而不单飞的球员,仍按照原有的举国体制训练和比赛、生活。

  在孙晋芳看来,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,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。作为管理者,只能去找平衡点。

  李娜、郑洁、彭帅、晏紫成为首批被允许“单飞”的中国职业女网球员,采用国际通行的网球运动员职业化模式:教练自主、奖金自主、参赛自主,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。

  根据单飞协议要求,李娜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%和比赛奖金的12%上缴国家,同时依然需要代表国家和所在省区参加全运会、奥运会等国际赛事。当这些赛事与运动员的个人安排产生冲突时,运动员依然要“以大局为重”。

  对于方案“以大局为重”的要求,李娜2011年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坦言:“我年轻的时候,中国网球管理部门花了很多钱让我参加比赛,为我做一切事情,所以如果他们现在需要帮助,我必须回报他们。”

  2009年赛季,李娜的总奖金已经超过60万美元,但她依然“做了最坏的打算”,甚至考虑到存款为零的情况。同一赛季,郑洁的奖金总收入为53万美元,晏紫则只有16万美元。

  据一份2011年的统计数据,“单飞”后李娜团队每天基本开销为1万到1.5万元人民币,一年总支出在400万元左右。即使是国内顶尖运动员,“单飞”后也并非都能支付起高水平团队的花销。

  此外,面对“单飞”之后运动员成绩出现的波动,国内对“单飞”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,建议回归举国体制的呼声渐高。

  在孙晋芳看来,“举国体制是基础”,其他手段只是补充。刘青则指出,“单飞”实际上是一种“无奈之举”,一种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过程中的“嫁接”,具有明显的定向性而缺乏普遍适应性。

  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,虽然目前网球运动员培养中职业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向,但就统计结果来看,中国网球协会可能仍然希望能够保持对运动员的控制力。这也是当前体制下管办分离不够彻底的一种体现。” 2012年,时任中国网球协会培训部副主任胡亚斌撰文分析道。

  2011年6月4日,法国巴黎,罗兰·加洛斯球场。直落两盘,李娜战胜卫冕冠军斯齐亚沃尼,来自亚洲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单打冠军就此诞生。

  对于网球职业化改革以及“单飞”的质疑,几乎是瞬间烟消云散,李娜和她的团队成为“民族英雄”。

  一些中国网球选手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。李娜夺冠当天,全国观看法网女单决赛的总人数高达1.1601亿人次,塔季扬娜·莱贝德娃央视体育频道全收视率高达2.75%,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的收视率。

  当时,郑钦文才8岁。她发现,之后再也没有人问她带着的球拍是不是吉他了。2019年打进美网青少年女单八强的郑钦文后来回忆说,“李娜赢了之后,很多孩子走上了网球场。她让他们有了网球梦——包括我。”

  2012年到2014年,李娜的教练换成了卡洛斯·罗德里格斯。这位曾带出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网球运动员贾斯汀·海宁的教练,尽管举止温文尔雅,但他为李娜制定的训练方案被《纽约时报》评论为“无情”。刚开始试着适应卡洛斯的训练节奏时,李娜曾问姜山:“贾斯汀是如何与卡洛斯相处15年的?(训练了)三天后我都准备好去死了。”

  李娜在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,长时间让她在国内毁誉参半。“一旦感到不舒服,她砰的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。”孙晋芳坦言,李娜和媒体的关系一度紧张。

  卡洛斯所做的心理疏导,是李娜之前从未经历过的。他迫使李娜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:“它们永远不会被抹去。但你必须承认,它们也帮助你成长为一个人,一个球员。”

  李娜后来回忆,这个过程“像在伤口上撒盐”,很艰难也很痛苦,“但一旦我把事情说出来,卡洛斯就能帮我找到克服它的方法。他让我在精神上更加坚强。”之后,李娜不仅在场上变得更加稳定,场下也变得幽默起来,经常能用流利的英文和媒体开玩笑。

  2014年1月,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,李娜再度拿下大满贯赛事冠军,成就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巅峰时刻。

  而对于李娜本人而言,她的另一个收获是,终于感受到了网球运动的魅力。李娜自己表示,前面的十几年网球生涯里,她并没有体会到网球的乐趣。直到第二次退役前的几年,她对网球的感悟才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深刻。

  “李娜无疑已是中国体育的一个新的符号,和老女排、刘翔不同,李娜的成功更被看好,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尝试职业体育的一次胜利,经验应该得到借鉴。”

  ——摘自2011年6月13日总第519期《最幸运的叛逆》。2011年6月4日,29岁的中国女将李娜在巴黎的罗兰·加洛斯体育场,历史性地斩获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,本刊在6月13日推出封面故事《李娜:一飞冲天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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